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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藻自傳

發布時間:2019-09-29  來源:原載《晉陽學刊》198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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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1901年4月12日(農歷2月24日)生于江蘇省江陰縣夏港鎮的一個小商人家庭。父親吳煥若在鎮上與人合伙開小米店。父親童年失學,后來也沒有念過什么書,因而家中沒有什么藏書。

  我五歲時,便由我二姐陪我到鄉下的一所蒙學堂上學。后升江陰城里的禮延學堂高小。畢業時名列第一,獲“三優”獎,頗得老師曹某的賞識。我先是考上由江蘇省有名的書院改成的南菁中學,一年以后,曹老師勸我投考北京的清華學堂,因為清華畢業后可以官費留美。我聽了他的勸告,便在十六歲那年考上了清華學堂的插班初中二年級。同宗吳漱英代我籌了旅費,并帶我進了北京。

  清華學堂是留關預備學堂,一切免費。學制八年,前三年是初中,后三年是高中,最后二年相當于美國大學的二年級。課程和教材也與美國相仿,除中國史等少數課程以外,基本上都是用美國的英文原文教材。教師也基本上都是留美人員或直接從美國等聘來的外國人。在清華學堂的頭幾年,我是遵規蹈矩地接受美國的那一套教育。

  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使我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影響。我也卷入了清華的游行活動,但隊伍走到西直門時,城門被守兵關了,進不去,只好在海淀一帶游行。在此期間我也寫過一些愛國反帝的宣傳品。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想也在此時開始得到了確立。

  五四運動以后,我進一步接觸了一些新思想。當時曾訂了許多雜志,如《新青年》《少年中國》《醒獅》《新潮》《建設》《解放與改造》《公聞周報》等。看了不少孫中山、朱執信、廖仲凱、梁啟超、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的文章。在政治思想上我當時比較偏向孫中山和朱執信、廖仲凱的觀點,胡適的實用主義則不感興趣,因為胡適主要是搬杜威的那一套理論,而我則比較贊成羅素的社會思想。但對胡適提倡白話文的主張是贊同的。

  梁啟超也是這個時期給我影響較大的人物。盡管我不贊成他的改良主義和后來的保皇主義主張,但對他的學術思想是非常欣賞的,特別是他豐富的國學知識和治學方法對我后來的研究工作影響很大。我曾和他的兒子梁思成是清華的同班同寢室的同學,通過梁思成的介紹我曾進見了梁啟超。在清華學堂的最后一年,梁啟超來校講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一課,使我初次接觸到了我國的先秦諸子百家,對我啟發很大。我后來教書講《中國古代社會思想》時就是以梁的本子為基礎,穿插以西方的東西的。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我所閱讀過的報刊書籍和報上連載的羅素、杜威在北京的講演也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所有這些“五四”以后的思潮,如愛國反帝、民主、科學的思想都使我對社會政治思想及其理論發生了很大興趣,也為我后來選擇學習和研究社會學和民族學理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當時,我對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文章也曾感過興趣,但不知道他們是共產黨的創始人。由于受西方民主主義的思想較大和對當時所謂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宣傳的接受,頭腦里確立的是學習西方、振興中華,因此也不可能走上共產黨人所提倡的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1923年,從清華學堂畢業,帶著學西方和教育救國的思想,赴美留學。我們這一屆是清華學堂歷年來赴美留學中人數最多的一屆。同船去的還有其他學校的赴美留學生。也就是在去美國的船上,與謝冰心相遇并播下了友誼的種子。

  在同學潘光旦的介紹下,我進了美國東部新罕布什爾州有名的達特默思學院,插入社會學系本科三年級學習。這二年中,又接觸到大量西方的社會政治思想史和理論。除了必修的基礎理論課以外,我偏重學習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史和與西方近代工業文明有關的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的學說。在所學的課程中,對我后來研究方向影響較大的是史帝華(J.Stewart)教授講的意、法、英、德、美等國的思想類型。我回國后就曾以他的講課為基礎,加上自己的研究,寫了多篇介紹這些國家社會政治思想史論文。

  在學習基礎課和專業課的同時,我還選修了旁系的一些課程,如邏轉學(科學思維方法),社會倫理學(價值標準、道德規范)、英國憲政史,美國政府,福利經濟學等。也因此較早讀到了受到列寧評論的霍布遜(J.A.Hobson)的《帝國主義論》和他的兩本人本主義經濟學著作《工作與財富》《工業休系》,讀到了伯里(J.B,Bury)宣揚西歐啟蒙時代人文主義思想的名著《進步觀念》等。

作者:吳文藻     責任編輯: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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